青神电脑充电器维修上到省长下至村官公开领

安徽亳州市委书记杜延安(右)在接受记者采访。2022年春节后，亳州公布了杜延安等市领导的手机号。 （亳州市政府官网/图）

2022年2月7日，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南宁日报》头版公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海荣的手机号码。包括徐海荣在内，此次共公布了南宁市长廖立勇、市纪委书记缪佃江和市辖各区（县）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等46人的联系方式。

一同公布的，还有一份名为《关于公开南宁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电话号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服务企业“直通车”的通知》，发布时间是1月30日——正好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这不是徐海荣第一次公开手机号码。2020年8月，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徐海荣就公开过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他同时公布手机号码的，还有时任乌鲁木齐市长和17位区（县）党政主要负责人。

徐海荣也不是第一个公开电话号码的地方主官。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信息公开方式，公布电话号码的做法，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这一做法一出现就带来了争议：是否侵犯官员隐私？是否是“人治”？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则看来，和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相比，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展现的态度更加重要。

“谁不公开， 我就公开谁”73岁的孟光安是较早公开手机号码的官员之一：24年前，1998年3月，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公布了29名领导干部的电话，就包括时任青神县委书记孟光安。

调离青神县后，孟光安相继担任过眉山市副市长、眉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现为眉山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但他一直用着24年前公开的手机号码。

2022年3月9日，孟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初公开手机号码，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群众对青神县改革的意见：彼时，青神县正大力推行“转观念、兴交通、建城市”的改革方案。

“转观念就是‘解放思想’，‘兴交通’是指当时全县的乡道、村道都在修水泥路，‘建城市’是要对县城旧城进行改造。”孟光安解释，这“三件大事”需要群众参与和支持才能做好，公开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成了直接了解群众意见的手段，“当时我提了一个很明确的口号：‘谁不公开，我就公开谁’。干部不公开电话号码，或者接到电话但是隐瞒、不解决问题，对这些干部就要进行处理。”

后来，青神县29名领导干部的电话被公布在《青神日报》、眉山电视台和政府门口的公告栏上。“老百姓都把印着电话号码的报纸收藏起来了，还有的人就是随身携带、揣在身上的。”孟光安回忆称。

为了确保执行效果，孟光安要求，干部们要用笔记本把接到电话的内容和事情的处理进程都记录下来，纪委每个月检查一次，“当时我们要求，你（干部）接到电话后，第二天就应该去核实（相关情况），能够处理就尽快处理。”

在孟光安的印象里，群众打过来的电话，确实也跟改革中的修路、旧城改造等相关。

如眉山一样，大部分地区公开官员手机号码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

2011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和山西省纪委在《山西日报》公布该省260名市、县(区)委组织部长、纪委书记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作为严肃换届纪律“12条”措施之一。山西省委组织部称，此举是为了全程监督换届期间的干部选拔。

安徽东至县政府官网于2020年5月8日公布了县委书记、县长等12名县领导的电话，目的为深入推动“改作风、强本领、提效能”大讨论活动。

官员公开手机号码的常见理由和营商环境相关，部分地区甚至只向企业家公开。

2003年2月，时任江苏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主动向个私企业家公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向企业家们承诺“全天候开机”：“以后不管哪个部门服务不到位，吃拿卡要，打电话找我！”

最近公开官员手机号码的南宁，也是为了“及时解决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鹏看来，近年来，营商环境成为城市竞争和发展非常重要的维度，和短期内无法突破的基础设施、产业、资本等“硬实力维度”相比，营商环境是更容易出彩的“软实力维度”：“比如通过一些数字政府的手段简化行政审批，包括公开官员电话号码在内的信息公开手段等，它很容易做出亮点。”而这些亮点，对企业而言，就是吸引力。

同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的马亮认为，和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相比，官员公开电话号码展现的态度更加重要：对外，“它展现的是一种更开放的姿态，表示我们当地非常重视营商环境，欢迎企业家们来投资”；对内，党政“一把手”公开手机号码也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告诉下面的那些部门，你们不能胡来。如果你们胡作非为或者吃拿卡要，企业家是可以找我反映问题的。”

2008年8月1日下午，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公布了时任省长吴新雄的手机号码，作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违规举报电话。第二天，江西省电信运营商以短信的形式再次公布了省长吴新雄和南昌市市长胡宪的联系方式。

公开的背景和江西推进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建设有关。2007年，江西将经济适用房建设作为民生工程加以推进。吴新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强调“要解决面广量大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等。

据新华社报道，“为了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圆住房梦”，群众如果发现有不符合条件的人享受了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可以直接打电话举报。

在诸多公布领导干部手机号码的地区，辽宁建平县属于公开人数较多的。

据《人民日报》报道，2011年1月，建平成为辽宁省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两个试点县之一，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是建平实行“公共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体系”的举措之一。当年11月，包含县委领导班子和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内，共有4770人的手机号码被公开。

谁在接电话？“您好，我是徐海荣，请问您有什么困难或问题需要帮助解决？”2022年2月8日，南宁公开46位领导干部手机号后的第二天，徐海荣去了设在市民中心的南宁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调研，并现场接听了市委书记热线。

据《南宁日报》报道，徐海荣接到了反映政府部门暂停发放就业见习补贴和某重点项目建设进度缓慢的电话。他当场表示，将责成相关部门尽快恢复发放就业见习补贴，自己也将亲自督促解决项目建设问题。

2022年3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拨通了徐海荣的电话，对面传来“欢迎拨打南宁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直通车、南宁市委书记电话”的提示音，后由一名工作人员接通了电话。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个电话由话务工作人员接听，但他们会对来电诉求进行记录并转接有关部门处理，还会“以书面形式交由市委书记审阅”。

在大部分地区，都要求干部本人接听电话。孟光安当年就要求青神县的干部们使用自己的手机号，并且24小时开机。

他曾在晚上十点多接到过一名小学生打来的电话。那天，青神县下了很久的雨。电话接通后，传来稚嫩的声音：“孟爷爷，这么晚了打扰，对不起”。对方告诉他，小学门口的水已经淹到膝盖了，他们上学不方便，希望孟光安能“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小学生”。

学校离孟光安住的地方不远，挂断电话后，孟光安带着几名工作人员就去了现场。孟光安发现，学校门口形成了一个洼地，雨水排不出去。第二天，他把县教育局、县建设局和街道的人叫在一起开了个会，重新疏通了学校门口的下水道，积水的问题也解决了。

公开之前，也有干部担心晚上或者半夜有人打电话。“但这个担心是多余的，我们从来没接到过恶意骚扰电话。”孟光安说，百姓反映的问题都是切实存在的，也不存在无中生有、诬陷他人的情况。

因为要接电话，孟光安养成了随身携带手机充电器的习惯。类似的处境，南京市鼓楼区人社局原局长张国强也遇到过。2013年8月，张国强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表示，因为要接电话，他随身携带了4块手机电池。

也有地方不对“接听”作强制要求。湖北利川就规定，公开的个人手机号码原则上只接收短信，不接听电话，群众发送短信时须写明发件人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主要诉求或建议等相关内容。收件人对所接收短信事项，须在1个工作日内回复。

利川市委宣传部原部长顾问的手机号码亦在公开之列。2022年3月10日，顾问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里面很多事情他也讲得不是很清楚，我们都会要求他发个短信。有时候，在开会，也不方便接电话，我们也会回个短信。”顾问解释称：“如果大家都给领导打电话，那领导一天的事都做不成了。”

也有干部表示，公开手机号后，确实会接到骚扰电话。山西汾阳市委组织部原部长李义祥、山东菏泽市城市管理局原局长姜守民、安徽省来安县县委原书记金维加等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到过订报、订书、房地产推销、活动邀请等骚扰电话。

领导调走之后除了骚扰电话，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干部调离原岗位，公开的电话号码怎么处理？

为了解相关情况，南方周末记者随机拨打了此前公开的30个电话。其中，18个电话号码存在停机、关机、空号和能打通但无人接听等情况；4个电话号码有人接通，但机主称不是相应的干部；4个电话号码为客服人员接听；4个电话号码依然是本人在使用。

使用山西大同市纪委原书记卫洪平公开号码的机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大概是十年前从营业厅申请了这个电话号码，十年间，她一直能接到试图联系卫洪平的电话或者短信。使用山西晋城市纪委原书记于若洁公开号码的机主也表示，至少最近一年，不断有人试图通过这个电话联系于若洁，他只能告诉对方：“于书记他不用这个电话（号码）了。”

由客服人员接听的电话号码，就包括徐海荣此前在乌鲁木齐公开使用的号码。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徐海荣调走后，乌鲁木齐现任市委书记依然用这个手机号码作为市委书记的热线电话。

还在使用原来电话号码的4人中，除顾问外，湖北利川市委原书记沙玉山表示已经调离了利川，不便接受采访；湖南宁乡经开区原管委会主任戴中亚称自己在出差；湖南宁乡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彭娟表示在开会，且调离原岗位，随后挂断电话。

干部工作调整后，更不更新手机号码、怎么更新，各地并无统一做法。公开信息显示，山东菏泽、安徽来安、江苏南京鼓楼区等地均表明，领导干部工作调整后，会在便民手册、政府网站更新手机号码。

马亮建议，比起在一段时间内公布某个官员的电话，更应该从制度上建立长效的解决机制。比如，“市长热线”就是1983年武汉和沈阳尝试后效果不错，进而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

在部分地区，领导干部公开的电话也被视为专项热线的“互补电话”。2012年2月，在接受《菏泽日报》采访时，菏泽市长公开电话受理中心主任赵东清表示，公布“一把手”的电话，部分缓解了市长热线的压力。赵东清称，此前，菏泽市长热线一年能接到7万多个电话，接线员也从8个增加到21个，但依然存在超负荷运转的情况，不少电话打不进来。“一把手”电话公布后，会分流部分市长热线电话。

刘鹏也更认可领导干部公开的手机号码和政府部门公开电话的互补作用。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公开的手机号码更像一种信访渠道：“当原有部门间的职能出现沟通不畅或者协调不力时，对普通百姓而言，这就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渠道，能够部分弥补基于专业化部门分工的科层制体系的不足。”

但刘鹏也表示，群众对领导干部公开的手机号码抱有更大的希望和预期，“一旦反映的问题还是长期得不到解决，则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失望”。刘鹏称，因此，也更需要高度重视公开领导干部电话号码的“实效性”。

孟光安公开手机号码已有24年。“现在沟通的手段很多，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我认为最根本的（意义）是在观念上。”在他看来，公布号码是诸多“拉近和群众距离”的手段之一。

南方周末记者 李桂 南方周末实习生 龚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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