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善起名她是那个生下日本后人的中国慰安妇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韦绍兰是目前还健在的8名“慰安妇”之一，一位98岁的老人，靠低保费为生，几乎每天都吃白菜，因为白菜是所有菜中最便宜的。但她却说世界很美好，从没想过放弃生命。

2012年，32岁的导演郭柯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后人》，郭柯立刻被吸引了，他来到广西，将这位老人和她的儿子的人生故事，以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下来。纪录片的名字是：《三十二》——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强征了20万“慰安妇”。而到了郭柯完成纪录片的2013年时，全国公开身份的、幸存的“慰安妇”人数已降至32位。

两年之后，当郭柯准备把这部短片拍成纪录长片时，32位老人只剩下了22人。到了2017年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部中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纪录片”《二十二》得以正式全国上映，幸存“慰安妇”人数，仅8人。

7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并没有等到应有的道歉，一个个沉默地离开人间。——她们漫长或短暂的人生，在外界的眼中，只是那20万分之一。

是的，在那样沉重的阴影下，她们是如何生活在这人间、她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我们似乎忽略了。

而让郭柯产生这样想法的，正是那篇《中国“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后人》文章的主人公：韦绍兰。

郭柯第一次去看韦绍兰的时候，时年90岁的老人和她65岁的“鬼子儿子”生活在一起，家徒四壁。郭柯给了老人五百块钱，第二天去跟她告别的时候，老人从口袋里掏出四个红包，给郭柯他们四个人：说你们四个是一起来的，要过年了，你们拿着回去给家人买点东西吃。郭柯说打开时发现，每一个红包里都有100块钱，他说：我当时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郭柯和韦绍兰老人

韦绍兰的人生，又苦又长。

1944年，日本兵对广西省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小古告屯进行扫荡时，韦绍兰才24岁，当时她正背着一岁多的女儿准备逃跑，但没跑掉，背孩子的背带被刺刀挑断了。

日本兵把韦绍兰和孩子强行拖下了山，装进了汽车。路上，见到一个女人，就拖走一个。她说，不敢抬头，不敢数，到底拖走了多少个。

日本兵没有杀她，而是把她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关进了一间房子，用另一种方式折磨羞辱她。在此后的三个月里，她每一天都是这么度过。

那段噩梦一样的日子里，韦绍兰绝望的时候，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又撑了下来。终于有一天，她趁看守的日本士兵打瞌睡，背上仍在襁褓里的女儿，逃出了慰安所。

两天后，她终于逃回到家。她至今记得回到家的那一幕：丈夫罗巨贤正在吃饭，看见妻子，他愣了一下，对她说，“快吃饭吧。”

直到这时候，跑得双脚血肉模糊的韦绍兰才哭出声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掉。丈夫也哭了，一边哭一边对她说，不怪你，你是被抓走的，现在回来了就好。

然而，噩梦并没有结束。

回到家不久，和她共患难的女儿夭折了，而紧接着，韦绍兰发现自己怀孕了，算了时间这孩子不是丈夫罗巨贤的，“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

韦绍兰的婆婆做主留下了孩子。1945年农历七月十三，这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罗善学。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儿子不仅得忍受在外受气的丈夫的谩骂，还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罗善学回忆说，小时候，村里的小孩总是欺负他，喊他“日本崽”。罗善学问母亲，韦绍兰不答，只是哭。

后来他在听到父母在争吵中提到了自己不是父亲“田里的苗”。大概10岁左右，罗善学和大伯一起放牛，大伯告诉他，韦绍兰被日本鬼子抓去3个月后生下他的经历，他似懂非懂。后来渐渐长大，他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罗善学说，“我恨日本人，这个坏名声我背得好苦……”

因为这个坏名声，他从小在外遭受排挤，在家不被重视。小学三年级，他就辍学在家务农，幼时患眼疾未得到及时治疗变成“斗鸡眼”，右腿被砸伤未得到及时治疗变成了“瘸子”。

早年，有人给他说过6个对象，但对方一听说他是“鬼子”后人，全都不愿嫁。

因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罗善学性格孤僻，很少和周围的人谈天说地，就连和同一屋檐下的母亲，也是各过各的，鲜少交流。

韦绍兰和儿子罗善学

这些年，罗善学早已心灰意冷：“我这辈子就是这样，早完了。”有一次生病了没钱治，罗善学偷偷喝了农药，结果被邻居救了回来。

没死，就活着。罗善学就这样在耻辱、孤独中活到了70多岁。他说，他曾恨过母亲，为什么要把他生下来，让他受这么多罪。

直到近几年，他才放下恨意，因为母亲，比他更苦，更可怜。

今年98岁的韦绍兰老人，骨瘦如柴，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因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肝脏肿瘤，每天都得吃三种药物来维持生命，但一旦病发作起来，她痛得连饭都吃不了。

除了衰老和疾病，韦绍兰要面对的还有贫穷。她和儿子蜗居在简陋黑暗的小房子里，两人的各种补助收入加起来，是700多块钱。老人说，要买白菜，白菜是所有菜中最便宜的，一次买五块钱的，可以吃很久。

她恨日本人，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她会一直沉默着，两眼无神地发着愣。良久，才哆哆嗦嗦开了口：“我伤心啊……到现在还经常做噩梦。”偶尔，也会很激动，她说自己还想多活几十年，等一个公道。日本鬼我就恨他，要他在我面前道歉，他不道歉我不肯死。

然而，除了恨，她的人生更多的是平静。漫长的七十年，支撑她活下来的，并不是恨。

这位98岁的老人，至今还记着少女时的往事。她说那时候，有一个十二爹每天都牵牛到她们那里的嘉扬岭去放牛，韦绍兰和一群男孩女孩每次都像迎新娘子一样把十二爹团团围住，说：“爹爹，教我们唱歌啦。”

六十多岁的十二爹嗫嚅着嘴唇，一句句教给韦绍兰：“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穷，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

这首歌，她至今还记得，还哼唱着，这首歌，后来成了电影《二十二》的片尾曲。

她哼着歌，每天6点起床，一大早就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一遍，然后洗衣服。吃过早饭后，她会到村子里溜达一圈。

她佝偻着背，说：“活着好啊，苦是苦，但我没想过死，要把每天都过好。”

她吃着白菜，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也要留出这条命看。”

这，也许就是郭柯想让我们看到的，那二十二分之一，那二十万分之一。

“你完全看不到历史在她们身上留下了什么痕迹，你提到‘慰安妇’时想象到的苦难、泪水似乎都与她们无关，她们的脸上布满皱纹，你终将被她们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所打动，甚至她蹒跚着脚走一段路，她颤颤巍巍地拿起一个碗，你都会热泪盈眶，她们是那么朴素而寻常，‘慰安妇’这三个字其实是我们强加给她们的，走不出历史的是我们。我真的想让大家看看她们姓什么、叫什么、她们住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命运曾那么残忍地对待这些女性，她们却仍旧能对生活充满善良和热爱，或者，正是她们曾经历过那么绝望的黑暗，才更加懂得生命的可贵。——这份感悟，这份善良，是血和耻辱换来的，也是爱换来的。

纪伯伦说，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但宽容不意味着遗忘。正是这些老人的宽容，才更显出某些民族的卑劣。

愿我们的同胞，牢记这些老人的笑容，这伤口上绽放出来的美丽笑容。

成才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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