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氏起名社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苗哥桓台苗氏家

前些年的热播剧《大染坊》讲述了讨饭娃陈六子的发迹史。剧中有一位被陈六子尊为“苗哥”的粮食大王苗瀚生。这位“苗哥”当然是艺术虚构，不过这个艺术虚构确实有其历史原型。只是“苗哥”并非一个人，而是由苗世厚（1855—1919）、苗世远（1871—1941）、苗世德（1891—1958）、苗世循（1904—1966）堂兄弟四人协力打造一度与上海荣氏齐名的桓台苗氏家族。

苗氏兄弟的曾祖叫苗启英，祖父辈有兄弟二人，兄长苗允澄，弟弟苗允现。从曾祖算起，苗氏三代务农。分家的时候，两家各分得薄田两亩。

到了苗世厚这一代，长房有苗世忠、苗世厚、苗世远等五兄弟，称为“大苗家”；二房有苗世恭、苗世德、苗世循三人，称为“小苗家”。

苗家的崛起首先归功于苗世厚。

苗世厚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因为家道贫寒被迫辍学。他的父亲身体不好，全家上下都靠大哥世忠一个人支撑。苗世厚退了学，一边帮着大哥干农活，一边领着小弟弟世远走街串巷卖面食贴补家用。

不久，苗世厚用攒下的钱买了两辆手推车。趁着农闲，他和哥哥一起在老家索镇与淄川之间贩煤。这期间，索镇一位大油坊主荣仲森看着兄弟二人本分厚道，就请他们代销食油。从此兄弟二人穿村过店专门卖油，从中获得了不少利润。

1883年，苗家兄弟用多年积攒下来的3500吊钱在索镇开了一家油店，由大哥世忠打理。苗世厚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牛车，干起了代客运输的生意。又过了几年，苗世厚掏钱给十多岁的小弟苗世远买了一头毛驴，让他跟着自己一起赶脚。1888年，桓台一带发生地震接着闹起灾荒，粮价陡涨。兄弟二人不辞辛苦，从丰收的鲁南地区日夜兼程贩运粮食，足足挣了一大笔。

1891年，苗世忠去世，苗世厚接手油店生意。他一改大哥谨小慎微的营销方式，主动上门拉拢客源，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利润就超过了哥哥经营八年的10倍。

大油坊主荣仲森看中了苗世厚的经商头脑，主动提出两家合办炼油坊，取名“恒聚”。恒聚油坊名义上荣仲森任经理，实际业务由苗世厚主持。果然苗世厚经营有方，不过几年时间，两家各分得红利一千两银子。

1899年，为了进军济南以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苗世厚与郑金声、杨育轩合伙在济南北的泺口合伙开办了“恭聚和”粮栈。

郑金声原本是山东督军署的官员，后来弃官从商，他在济南官场上颇有门路。有了郑金声的帮衬，恭聚和在苗世厚、苗世远兄弟悉心经营下，六年间赢利七千两白银。

1906年，苗家在索镇的合伙人荣仲森来济南做客。他看到粮栈远比油坊的利润大，便向苗世厚提出参股。苗世厚正打算把买卖做大，他们一拍即合，在泺口开设了第二家粮栈“恒聚和”。当年骑着毛驴赶脚的苗世远出任经理。

苗家将两家店铺妥善分工，恒聚和以收粮为主，恭聚和以销售为主。由于经营方式活络，到了1909年底结算时，恭聚和每股赢利三千两银子，恒聚和每股赢利二千两银子，苗氏一家独得五千两。

次年，苗氏兄弟拿着这笔红利在泺口独资开办了“公聚和”粮栈。

这段时间以来，胶济、津浦铁路相继通车。苗世厚敏锐地觉察到商机，在济南西站附近购置地皮，开办“恒聚成”粮栈。这笔投资为苗家事业的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由于政局不稳，几位合伙人纷纷撤资，退出粮食市场。苗世厚独力支撑，被迫收缩战线，放弃泺口的生意，全力经营济南恒聚成。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粮油出口量激增，粮食生意的黄金时代来临，苗世厚的坚持终于得到了回报。恒聚成粮栈提前占据了车站有利地形，沿着铁路线开设三十多家代售处自运自销，迅速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商业链。经过数年奋斗，恒聚成逐渐成为济南粮栈业的龙头老大。尤其花生米一项，恒聚成不开价，别家粮栈就无法成交。粗略估算，苗家这几年的获利至少在10万元左右。

1910年，“小苗家”十八岁的苗世德经叔伯哥哥苗世厚介绍来到济南公聚祥粮栈当伙计。他在粮栈里买菜做饭、斟茶倒水，扛大包扫厕所，闷头一干就是两年。经过两年的磨炼，任劳任怨的小堂弟终于得到了堂兄的认可，苗世厚出面向公聚祥粮栈经理提出让世德学习经营管理。苗世德聪明好学，手脚勤快，很快得到经理的信任，开始独当一面了。

1915年，苗世德被泰华粮栈聘请为副经理。经理王冠东做了甩手掌柜，一切事务均由苗世德做主。苗世德上来就是大手笔，与一批东北粮商合作大豆生意，一举成为山东地面大豆生意的领军人物。1919年泰华停业，苗世德分得红利2000银元。

苗世德拿着这笔分红与王冠东再度合作，开设“同聚长”粮栈。他凭借与东北粮商的老关系，进一步垄断了山东的大豆、高粱生意。几年之内，“同聚长”便与大苗家的恒聚成并驾齐驱，成为济南五大粮栈之一。

苗世德不但生意做得好，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出资办报办学。五四期间他还担任山东商界代表，大大提高了苗家的社会影响力。

1921年，苗世远、苗世德兄弟与王冠东等人合资创办了成丰面粉厂。苗世远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苗世德任董事兼经理，苗家开始由商业向工业转型。

“庆丰”是抗战之前济南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它的“梅蝠双鹿”牌不但是国内知名品牌，而且远销国外。从1922年投产到1937年抗战爆发，庆丰面粉厂每年盈利都在10万以上。1934年最为鼎盛，盈利高达50多万。

1920年，靳云鹏、王占元、张宗昌几位政客军阀出资130多万建成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民安面粉厂。这些大佬吃喝嫖赌没问题，经营企业却是一塌糊涂。不到十年，老本赔光了，还欠下银行6万多贷款。1929年，被迫宣布倒闭。

苗世远抓住“民安”负债倒闭的机会，买通银行一再压价，以50万的价格连同地皮、厂房、设备、仓库一并买走。对设备稍加修整，改名“成记”即投入生产。年底结算，八个月赢利4万元。

1932年6月，大小苗再度联手，以股份制形式设立“济南成通纺织有限公司”。苗世远出任董事长，苗世循担任经理兼总工程师。“成通”采用了英国最先进设备，开工时招聘工人多达600余人。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日寇进一步控制华北经济，大批中国纱厂被日企打压倒闭。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凭借苗世循经营有方，成通仍旧获利10万有余。

随着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局势益发紧张。苗氏兄弟深谋远虑，决定拿出一部分资金前往西安建厂。1935年，苗氏兄弟共同出资100万银元在西安建立庆丰面粉厂。两年后，庆丰分厂扩建为西安最大的面粉厂。

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济南。次年2月，庆丰、成记两家面粉厂以及成通纱厂全部被日寇“军管”。所谓“军管”其实就是端着刺刀明抢。1942年，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逼迫下，苗氏企业又进行了“中日合办”。“合办”以后，苗家不但没拿到一分红利，还被日寇汉奸趁机敲了一大笔竹杠。

抗战八年，苗家的损失难以计数。

好容易熬到了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山东田赋粮食管理处强行“接管”企业，直到1947年8月，经过多方斡旋，这几家工厂才回到苗家手中。然而好景不长，1948年9月解放济南战役中，成丰面粉厂遭到国民党残兵的轰炸，全套设备以及数吨面粉化为灰烬。

济南解放前夕，王扶九（王冠东之子）等大股东企图将设备迁往台湾。苗氏兄弟竭力反对，最终掏出黄金把王扶九等人的股本全部买下，这才保住了成通纱厂和成记面粉厂。

新中国成立后，成通、成记顺利进行了公私合营。当时的苗氏掌门人苗世循作为爱国商人、红色资本家受到新中国政府的特殊礼遇，一度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委员等重要职务。

苗世循

从苗世厚牵着苗世远的手走街串巷卖面食算起，短短几十年间，苗氏兄弟演绎了一段经典的商界传奇。

当代化工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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