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养花的容器古代文人案头清供瓶花

清人邹一桂《小山画谱》卷语：“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古人谓生机乃绿叶结阴，花木扶疏。

花情韵，叶高格，若集于一瓶之中，击节赞叹之余，令人心驰神往。书斋之内以瓶胆插花，以石拳栽草。图书润泽之余，看花亦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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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花

之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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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花者众，古今皆然，插花之事，兴于宋，盛于明，插花形式受禅宗及道家影响，崇尚朴素自然，讲究简劲奇古的野趣创作，表现手法近似文人画。花瓶最早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且由供养礼佛的香花而来。

“花”字在南北朝以前的文字中还没有出现。“花”与“华”通假，从野生花卉，到庭院栽植，再到厅堂摆放，花的芳香、艳丽和品德也随之进入中国文化的基因谱系。于书斋雅室中置瓶插花，乃古代文人生活的雅趣之一，插花与挂画、焚香、点茶合称为四般闲事。

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花的世界，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庙宇皇庭、村舍城阁，家家处处有花装点。宋人尚古，花瓶随着桌案的发达，因陈设需要而兴盛，与案头文房清玩相谐，以小为宜。

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有载：“西京牡丹闻名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障，至梁、栋、柱、拱，以筒储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而《梦梁录》有：“汴京熟食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良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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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之器，以瓶为首选，用瓶插花古已有之，且插花之器也颇考究。屠隆《山斋清供笺》“瓶花”条：“堂供须高瓶大枝方快人意，若山斋充玩，瓶宜短小、花宜瘦巧。最忌繁杂如缚，又忌花瘦于瓶，须各具意态，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

汉魏六朝时文人、道家、佛家都嗜插花，赏花木之风甚盛，出现了用盘来插花的记载，《南史》记载佛前供花，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不萎，庾信诗“金盘衬红琼”和“新盘待摘荷”都是盘花。

五代末的《清异录》载:“郭江州有巧思，多创物，见遗占景盘，铜为之，花唇平底，深四寸许，底上出细筒殆数十，每用时，满添清水，择繁花插筒中。”

宋代插花的花器，如花瓶、画盆已经是专门的造型，和日用器皿区别，当时的插花既有自由、惬意的竹筒插花、也有发古幽思的用商周鼎彝作花器的插花。继五代占景盘后，宋朝又有三十一孔花盆、六孔花瓶、十九孔花插。

宋代插花不仅讲求插得精致，还讲究花命的维持。在花材保鲜技术研究方面发明了许多既简便实用又科学的方法，有些方法至今仍具现实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赵希鹄在《洞天清录》中提及，“古铜器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可见古铜器养花有保养的功能。苏轼的《格物粗谈》、林洪的《山家清供》皆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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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贤谓曰：“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此生机乃绿叶结阴，花木扶疏。儒士总是把哲思与花木、与大自然相联系。所以，文人义士常以花材影射人格，花材多用松、柏、竹、梅、兰、桂、山茶、水仙等素雅者，表达人生抱负、理想。结构上则注重以清为精神之所在，以疏为意念之依归，体现自有纯美的意境。

如以梅之傲雪凌霜、兰之幽怀若谷、竹之虚心有度、菊之玉洁冰清，作为“四君子”；或以傲骨铮铮的青松、高风亮节的竹、刚强不屈的梅，组成“岁寒三友”。

宋人曾几《瓶中梅》：“小窗水冰青琉璃，梅花横斜三四枝。若非风日不到处，何得香色如许时。”宋代黄庚有《枕边瓶挂》一诗：“岩桂花开风露天，一枝折向枕屏边。清香重透诗人骨，半榻眠秋梦亦仙。”比拟文人雅士清高、孤洁的性格。将花卉赋予花德，以花寓意人伦教化，成为花艺的重心，不可以与今日之插花同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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